风沙中,那一行行挺立的泡桐
六月的兰考,满眼葱翠。 一排排高大树木,矗立在阡陌沟渠、村庄田野。尤其麦田中间,见缝插绿,栽种着不少泡桐。林在粮田中,粮在林木中。 官方认证,兰考已是“森林城市”。亲眼所见,绝非虚言。 “满天飞黄沙,遍地不生绿”曾是兰考的真实写照。一度,风沙扬起,埋没一片庄稼,一亩地收不到40斤麦子。1962年冬天,老县委书记焦裕禄来到兰考时,就是这样的场景。 人不能让沙憋死。焦裕禄带领干群查风口、探流沙,种植泡桐,筑堤修渠,改良土质。自打那时,兰考种树常抓不懈。渐渐地,树多了、林大了,风小了、沙停了,“风沙、内涝、盐碱”三害没有了。 让人没想到,生态好了,还有意外收获—— 当初防风治沙栽下的泡桐,如今成了兰考的“绿色银行”。一棵棵开着花儿的泡桐树,竟是制作民族乐器良材,正为兰考带来丰厚收益。 要除“三害”必种树 历史上,黄河在兰考多次改道和泛滥。 《兰考县志》记载,从1171年至1949年的近800年间,黄河兰考段决口143次之多。故道、故堤和沙丘、村庄结合,形成上百个风口。加上地势低、地下水位高、含碱量大,风沙、内涝、盐碱成了兰考数百年不绝的“三害”。 风沙有多严重? 东坝头乡雷新庄老支书雷中江告诉记者,“那时耳朵眼里能有半盅沙土。地北种绿豆,结果地南长出苗。”记者问为啥会北种南收?老支书笑着说,被风吹的。 当地县志记载,新中国成立前100多年间,兰考被风沙掩埋的村庄足有63个。当时东坝头乡朱庵村被一条半月形沙堆包围,最大沙丘达9.9米高。 1962年冬,正是“三害”最严重的时候。来兰考赴任的焦裕禄,眼前是一望无边的黄沙,结着冰凌的洼窝,还有摇曳着枯草的盐碱地。老百姓苦笑着说,这些地,旱了收蚂蚱,涝了收蛤蟆,不旱不涝收盐碱,就是不见收庄稼。 焦裕禄立志为民除“三害”。为查风口追风源,他走村串户寻找治沙良策。1963年的一天,他来到东坝头乡张庄,看到村民魏铎彬正手捧黏糊糊的泥土,一个劲儿地往坟头上抹。焦裕禄不解。魏铎彬解释说,这是母亲的坟,风太大把坟头刮没了。他从半米深的地下,挖出红胶泥把坟盖住,狂风再也刮不动了。 魏铎彬的做法,让焦裕禄很受启发。回去之后,他带上技术员,找了一个20亩的大沙丘做实验。只用了3天时间,他们就用红胶泥把这个沙丘封住了。焦裕禄把实验成果总结为“贴膏药”(翻淤压沙)、“扎针”(种植刺槐固沙)。很快,这个做法就在全县推广。 防风固沙,除了种刺槐,还有没有更有效的树?焦裕禄一次查看灾情时,老韩陵大队的农民提到一句谚语,“兰考三件宝,泡桐、花生和大枣”。他组织座谈时,听群众说,沙土地能种泡桐,长得又快,五六年长成大树,既能挡风又能压沙。多次调查之后,县里决定,种植以泡桐为主要树种的生态防护林。 兰考人摸索出了门道:在风口前沿主风方向,栽植泡桐、杨树防护林带,层层阻减风力;在流动、半流动沙丘上,栽植刺槐林,固定沙丘;沿沙丘周围,栽植白蜡条、紫穗槐,延缓沙丘流动。 路子对了,干就是了。一代代兰考人种树不止,兰考大地披上绿装。 一棵“焦桐”名远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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